草甘膦发现于1972年，产品发展历经48年之久，因其高效、广谱、低毒、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去除农作物种植杂草，为农业生产、种植增产、稳收提供了重要。草甘膦不仅满足了巨大、多领域的灭生性需求，并能嫁接到抗性种子市场，多年来一直独霸非选择性除草剂市场。可近些年来，草甘膦被蒙上海啸般的“致癌”风波，且面临杂草抗性的窘态，现已疲态尽显。可以说，草甘膦书写了阳光、风雨兼程的植保之路。
一、草甘膦市场发展回顾
随着灭生性除草剂需求的发展和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推广，为草甘膦成长为重大农药提供了土壤和主要动力。
1972年，草甘膦开始化的推广，使得市场迅速成长；
1998年之前，除草剂市场中草甘膦已经位列4～5位；
自1996年以后，草甘膦的销售额一路攀升。
近些年来，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从2007年的1.14亿公顷增长到2018年的1.92亿公顷。根据《2018年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报告显示，2018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超过1.9亿公顷，创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的新高（图1）。
截至2018年，共有26个国家和地区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92亿公顷，较2017年的1.898亿公顷增加了190万公顷，约是1996年的113倍；另有44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农产品。2018年，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达到9 59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0%，其次是玉米（5 890万公顷）、棉花（2490万公顷）和油菜（1010万公顷）。从单一作物的种植面积看，2018年转基因大豆的应用率为78%，转基因棉花的应用率为76%，转基因玉米的应用率为30%，转基因油菜的应用率为29%。
与此同时，供应量占60%以上的我国草甘膦生产企业，生产量也从2010年的31.6万吨增长到了2019年的55万吨。根据Phillips McDougall和KLEFFMANN折合统计，2018年草甘膦市场达到58亿美元，我国为第四大应用市场，规模为3.8亿美元，实际上，多年来草甘膦在我国市场实现了稳定的增长。
根据2019年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我国首次批准颁发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品种，获批的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双抗玉米以及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是我国首次获得批准的主粮转基因品种，意义十分重大。随着百草枯退出我国市场，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推广到来，高性价比的草甘膦在我国可谓“又逢春天”，转基因国产化、商业化种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种植端、需求端和政策端等高度的协同，才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草甘膦是有史以来较为成功的除草剂品种，是引入抗草甘膦作物之前极为成功的灭生性除草剂；之后，随着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引入也使其应用大幅度增加。多年来，草甘膦一直是集科研和商品创新的焦点。在过去40多年有关草甘膦的科技着作和专利数量已达20 000件左右。目前，草甘膦是较大宗的除草剂品种，市值约占除草剂市场23%的份额，但因抗性的累积发展和禁限用的政策的影响，草甘膦的使用量和市值占农药的比重都在逐步下降。
二、草甘膦代表着非选择性除草市场的龙头
非选择性除草剂较为重要的品种为草甘膦、百草枯、草铵膦和敌草快，它们的市场份额占据非选择性除草剂总量9.5成左右。其他的非选择性除草剂主要有五氯酚钠、双丙氨酰膦和灭草烟等，它们与上述4个品种相比销量少，主要在非农上应用，市场体量不大。
百草枯、敌草快同属于联吡啶类除草剂，敌草快、百草枯分别于1958年和1965年上市，两者上市时间相差4年。这2个除草剂化学结构均为联吡啶骨架，敌草快由联吡啶加2个溴离子、百草枯联吡啶加2个氯离子组成的卤素化合物。由于敌草快以溴素为原料，相对而言，敌草快的成本高于百草枯，晚4年上市的百草枯市场发展快于敌草快。2018年百草枯市场规模达到12.02亿美元，同年，敌草快市场规模为2.19亿美元，百草枯市值约为敌草快5.49倍。
草甘膦和草铵膦同属于氨基酸类灭生性除草剂，它们上市时间分别为1972年和1986年，草甘膦的应用与比其早十多年商业化的联吡啶类除草剂百草枯和敌草快相似，是应用较广泛的灭生性除草剂，它在土壤中基本无活性，草甘膦还可用于非农作物，如铁轨、路旁，播前和收获后的农田，以及在树木和果园作物中控制林下植被等领域的使用。
2018年草甘膦、草铵膦、百草枯、敌草快合计市场规模为83.19亿美元，加上其他小宗的产品，灭生性除草剂市场达到85亿美元左右，占除草剂市场236.24亿美元的32%，可见，灭生性的需求“扮演”着除草剂市场基石的作用。
多年来，草甘膦一直充当着非生性除草剂市场“主力军”的作用，由于草甘膦抗性发展和抗草甘膦转基因推广阻力，未来草甘膦不可能在像其刚出现时那样经历持续增长，草甘膦市场需求疲态已经显现，但草甘膦仍然担当者着非选择性除草市场的龙头。
三、2020年草甘膦价格下行有限，底部形成时间较久
未来，草甘膦供应将继续受我国环保、等政策的高压，复产和新产能释放可能性几乎为零。前期草甘膦价格已经做了深度调整，目前成交价格距离综合成本比较接近。市场低迷，库存基数较大。贸易商理想采购信号还未到来，具体的买法和策略笔者数次和大家分享过，价格底部形成需要时间和过程。
2010年以后，我国草甘膦产能过剩严重，行业产能利用率长期徘徊在5成左右，导致草甘膦原药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徘徊。十多年来，我国草甘膦行情出现2次高峰，且2次行情高峰时间跨度仅为半年多左右。2019年我国草甘膦行情一直向下，除了中间三磷排查行动期间价格反弹至2.5万元/吨后掉头向下，草甘膦需求平淡，这里面有贸易战的不确定性、拜耳致癌事件累积等多重利空因素存在。
从2019年价格走势看，草甘膦行情发展和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要阶段，价格一路走低。随着甘氨酸、甲醇等上游原料价格走跌，带动生产成本重心下移；北美市场库存高企，采购有限；南美市场多按需采购，导致这期间海外需求不振。行情从1月份2.57万元/吨（均价，下同）降到6月的2.3万元/吨。第二阶段，价格短暂反弹。由于7月黄磷价格暴涨，带动草甘膦价格反弹，从6月的2.3万元/吨上调至2.50万元/吨，黄磷价格除了炒作外，实际期货供应对草甘膦涨价缺少支撑。第三阶段，草甘膦价格掉头再次向下。7—12月草甘膦价格持续价格回落，除了周期的惯性外，需求面也缺乏增长因素（图3）。
截至发稿时，我国草甘膦原药（95%规格）市场成交价格下滑至2.0～2.05万元/吨，上海港FOB成交价格为2 900～2 950美元/吨，个别低端港口价格跌破2 900美元/吨。200升装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实际成交至10 500～11 000元/千升，港口FOB至1 480～1 485美元/千升；200升装62%草甘膦水剂成交至13 000～13 500元/吨，港口FOB至1 820～1 825美元/吨。25公斤装75.7%颗粒剂主流价格20 000～21 000元/吨。预计原药价格在2万关口附近，短暂徘徊，继续寻底。
四、主要原料配置、产业链、现金和库存管理水平决定了企业的利润规模
原料配置、产业链、现金和库存管理，决定了2020年企业利润水平。草甘膦生产工艺可分为甘氨酸法和IDA法，目前国内甘氨酸产能约为50万吨，占总产能的七成以上，国内该工艺仍占主导。甘氨酸法上游原材料主要包括甘氨酸、黄磷、甲醇、多聚甲醛、液氯等。以2020年1月主要原药价格为参考，原料甘氨酸、黄磷、甲醇，三者合计占到草甘膦近80%以上成本。
2019年草甘膦需求疲软，库存高企，销售压力较大，对高价甘氨酸接受度差。2019年7月初，黄磷价格暴涨，带动草甘膦成本上升，促使草甘膦市场价格反弹，半月间价格上涨了近2 000元/吨，2019年7月下旬，随着黄磷价格快速下滑，导致草甘膦价格快跌。可见，主要原料对价格下行的草甘膦也非常敏感。
从供求角度看，预计2020年供应稳定、库存水平继续加大。从我国工厂供应情况看，草甘膦供应商整体环保水平相对较高，草甘膦的开工或将难以受到限制；产品影响力减缩，短期内难有产品取代其农药的主导市场，但是考虑到草甘膦逐步禁限用，导致使用面积将逐步缩小，另外转基因市场处于高位，难以提供作“加法”的力量和因素。
五、草甘膦市场结构及影响主要因素
根据Phillips McDougall及KLEFFMANN公布的数据来看，2018年草甘膦使用前5大区域是巴西、美国、阿根廷、我国及澳大利亚，使用量分别为13.31、11.1、8.0、5.3和4.0万吨，合计41.61万吨，占市场总量的58.31%。草甘膦市场呈现高集中度特点，除了这些国家农业禀赋优势外，还与这些国家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等大田作物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渗透率密不可分。
根据Phillips McDougall及KLEFFMANN公布的数据来看，2018年草甘膦市值前5大的区域是美国、巴西、阿根廷、我国及澳大利亚，市值分别为974.27、849.50、587.69、376.30和268.49（百万美元），合计3056.25（百万美元）占总值的54.80%，市值CN5占比和使用情况相当。
2018年草甘膦市值前5大的大田作物是大豆、玉米、麦类、水稻及棉花，市值分别为13.91亿美元、7.11亿美元、5.35亿美元、2.11亿美元和1.75亿美元，合计30.24亿美元，占市场总量的63.42%。
2018年草甘膦使用前5大的作物是大豆、玉米、麦类、水稻及棉花，使用量分别为19.7、9.37、8.0、6.1和2.1万吨，合计45.27万吨，占市场总量的63.43%，从使用和市值看，草甘膦市场呈现作物高集中性。